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聚焦“放管服”改革。8月28日召开的国常会决定，在近年来大幅压减生产许可证基础上，再取消内燃机、汽车制动液等13类产品生产许可证，对其中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的，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认证费用由财政负担，以“减证”促“简政”，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几十年前做电话都要有许可证，现在需要的已经很少，未来也势必慢慢的变少。”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表示，“这对公司来说肯定是有正面意义的，说明我们国家对经济生产领域管制原来越放松。这是我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承诺向国外逐步开放的计划当中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得出的道理经济自由度越高，活力越强，市场最终受益。”

  “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中，还有不少是不必要的。”在今年6月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表示。

  据了解，2017年至今，我国已经多次压减生产许可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6月28日曾提到：“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今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可。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修订工作。”

  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9月底前将工业许可证发证产品品种类型从24类压减至12类以内，10月底前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再压减30种以上，同时还将推动检验测试认证机构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检验测试认证市场。

  “我们的行业协会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这有一个好处是对全国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但也造成了设置门槛、降低企业活力的问题。取消一批生产许可证其实就是简政放权。但有些行业确实和安全有关，那么对它进行强制许可。实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开。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市场潜力，又不降低安全程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曹和平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削减证明事项，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在总量减少的前提下，实现清单化管理。对于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的、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解决的、可以用非证明形式替代的，要坚决削减。另一方面，在守法诚信的原则下，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从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的角度来夯实社会信用基础。

  既要放权，又要管好。此次国常会也强调，要“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

  具体来说，各地各部门对其审批或指导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已取消审批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强化食品、药品、特定种类设备等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重点领域的监管，杜绝盲区。

  例如，在工业方面，会议要求减证不减责任，各有关方面要推动构建以标准引领、企业履责、政府监管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上述《方案》也提出，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监管，特别是对疫苗、药品、特定种类设备、危险化学品等领域，要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加快研究建立违法严惩制度、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制度、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等，提高重点监管效能，让严重违法者付出高昂成本。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业态蒸蒸日上，市场监管方式也亟待创新。此次国常会明确，涉企行政检查原则上都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推行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完善对新兴起的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推进“互联网+监管”和信用监管。建立联合惩戒、终身禁入等惩戒机制。

  围绕服务企业未来的发展，将分领域制定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对边界模糊、执行弹性大的要清理。根据《方案》，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那些边界宽泛、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